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在湖南长沙一个糊纸盒的老太太家门口来了几辆小轿车，下来几个老干部，见到老太太就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股票配资哪个安全，亲切地称呼她为“老嫂子”。
邻居都感觉奇怪，这个眼睛不太好使的老太太，怎么会有这样的亲戚呢？
对于这个老太太的情况，大家也是了解一点的，这个老太太领着一个丫头，母女俩在长沙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老太太之前会点湘绣，不分白天黑夜靠给人绣花缝衣换取微薄的收入才能维持生计。
后来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细小的东西，做不了刺绣了，只能靠糊纸盒为生，那个年代很多产品没有生产线，只能靠人手工把半成品拿回家去，自己在家中完成，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交活。
这种活工厂都是分配给一些家庭较为困难的居民，让他们赚点钱贴补家用。
糊纸盒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冬季，长沙虽然是南方不似北方冬天一样冰天雪地，但是却没有取暖设施，在阴冷的温度下干手工活，手很快就会麻木，需要不停地搓手才暖和一点。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老太太的女儿在1949年考入武汉大学后只读了半年书，就因为交不起学费，不得不转入北京农业大学，因为农业大学当时有政策可以免学费和伙食费。
谁都想不到，这样一个家里穷得“底掉”的老太太，会有当干部的亲戚。
后来邻居们才知道，原来到她家看望她的干部还不是一般的干部，都是从北京来的中央“大干部”，其中不乏李维汉、谢觉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也知道了，来的干部并不是老太太的亲戚，而是老太太丈夫生前的战友，她的丈夫名叫夏明翰，就是那个被杀时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革命英烈，老太太的名字叫郑家钧。
他们不仅是来看望郑家钧的，更是执行组织的命令，要把郑家钧接到北京去照顾，因为郑家钧不仅是夏明翰烈士的遗孀，更是在革命时期为党做了很多地下工作的同志。
然而让邻居们没有想到的是，老太太直接拒绝了党组织的安排，她说自己靠糊纸盒就能养活自己，不想让政府费心。
在老太太的再三推辞下，组织上也请不动她，只好交待当地政府对她进行照顾，不能让烈士遗孀再吃苦啦！
世人皆知夏明翰，也都知道夏明翰有一段美好的爱情，却不知道他的发妻却是这样要强的一个人，说起来，夏明翰能够与郑家钧在一起，还是毛泽东给做的媒。
郑家钧是湖南望城县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郑家钧也在小小年纪就被迫做了童养媳，日子过得十分惨淡，因不堪虐待，逃到长沙，学习湘绣以养活自己。
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正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时，郑家钧想到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和自己一样身处水深火热中，她认为只有参加革命活动，才能够拯救中国，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郑家钧在罢工运动中，结识了来长沙组织工人罢工运动的夏明翰。
1923年5月31日，日本商轮“武陵号”开到长沙，想要倾销日货以冲击民族工业，当时夏明翰、郭亮等共产党人发起组织的“湖南反日外交后援会”要求上轮船检查，搜缴日货，双方发生了冲突。
第二天，夏明翰等工人运动领袖带着长沙市的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大家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列强！”“还我主权！”极大地震撼了日本人。
这时，停泊在湘江中的日本军舰派兵登陆，竟然公然在中国境内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的人群，敌人对准了领头的夏明翰就开枪，郑家钧也在游行队伍中，他看到有人向这边开枪，急忙一把推开夏明翰，使得夏明翰躲过一劫，而郑家钧却自己右臂中弹负伤。
郑家钧住进医院后，夏明翰代表党组织经常到医院去看望她，赞扬她斗争坚决，不怕牺牲的精神。
郑家钧伤愈后出院，仍然对夏明翰十分关心，每次夏明翰下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前，都要换上农民的衣帽，这样方便工作。
有一天他换好衣服后问郑家钧：“你看我像不像农民？”
郑家钧看了夏明翰一眼，立刻掩嘴笑着说：“什么都像，就是不该多了一副眼镜。”
郑家钧一语点破了夏明翰“伪装”的漏洞，哪有这么年轻的农民就戴眼镜的，夏明翰苦笑着说：“唉，不戴它看不见，有什么办法？”
想了一会，郑家钧说：“来，我给你脸上化一下妆，变得苍老些。”说完，她就给夏明翰贴上假胡子，再抹上一层黑粉，并且告诉他，要想真的像农民：“走路的步子放慢些，腰背要微驼。”
随着接触的时间增多，两个年轻人常常在一起谈中国的革命，谈各自的理想，谈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模样，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两个人互生爱慕之情。
这场始于“美女救英雄”的爱情来得十分突然，对于夏明翰来说，能够突破传统封建家庭，娶这样一个女子，还是很不容易的。
夏明翰
夏明翰的家庭不同于一般的家庭，而是名副其实的豪绅世家，夏明翰的祖父夏时济中过进士，在北京做过官，父亲夏绍范是清朝三品官员，从小就是读孔孟之道长大的。
以夏明翰的身世来说，接受传统教育，以后走仕途是必然的，但是他的母亲陈云凤却是一个开明的人，倾向于科学、民主和维新革命，不让孩子读四书五经，坚持让其接受新式教育。
母亲因此与其祖父经常因为教育问题发生争吵，所幸夏明翰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养成了独立思考和探索真理的思想。
1917年春，夏明翰违背祖父的意愿，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实业救国的东西，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紧，各种新的思想也涌入中国，在校期间，夏明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走上了革命之路。
然而封建官僚家庭是桎梏夏明翰走向革命道路的枷锁，在此期间有两件事让夏明翰最终与自己的封建家庭决裂，从而走向新生。
夏明翰的祖父有一个同乡姓李的乡绅，在衡阳开了一间店铺，生意很好，家庭很富裕，因为和夏家的关系很好，就打算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夏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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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乡绅的女儿叫李秀凤，正好二八芳龄，长得也算俊俏，无论是性格还是品性都相当不错，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影响，没有多少文化，从小到大一直跟在母亲身边做点针线活。
在旧社会时，这样的女子是很受欢迎的，李乡绅也是看在跟夏家的关系不错的份上，才打算把女儿嫁给夏家的，然而对于这种包办婚姻，夏明翰是坚决不能接受的。
夏明翰的母亲陈云凤也很支持自己的儿子，对夏时济说：“公公，明翰年纪还小，现在就让他专心致志读书，婚姻大事，日后再说吧！”
这次拒婚让夏时济碰了软钉子，也无可奈何，毕竟读书是大事，此时也只好作罢。
等到五四运动爆发时，夏明翰参加了学生运动，并且走到大街小巷进行演讲宣传，使得当时主政湖南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大为恼火。
1918年春，吴佩孚到了衡阳，专程到夏家去拜访夏时济，并且手书一副字屏“德盖衡岳，誉满蒸湘”相赠，希望获得衡阳豪绅们的支持。
夏时济想到自己何德何能，竟然受到吴佩孚如此礼遇，十分高兴，连忙让人把字屏裱了起来，挂在正厅里。
等到夏明翰从学校回家时，看到墙壁上的字屏，落款是吴佩孚，不由怒火中烧，直接上去把字屏扯了下来，撕个粉碎，夏时济与夏明翰一顿争吵。
然而吴佩孚并不知道此事，反而想把夫人家的内侄女嫁给夏明翰，以实现和夏家的联姻，夏时济得此消息，受宠若惊，当即答应了下来，希望夏家可以借助吴佩孚的势力再次崛起。
吴佩孚
然而夏明翰却对夏时济这种巴结军阀的行为十分痛恨，断然拒绝，使得吴佩孚颜面尽失，夏时济怕开罪吴佩孚，当时恼羞成怒，直接把夏明翰关了起来，并且把门窗都钉好了木条，想要等到夏明翰答应这门亲事才放他出来。
然而夏明翰还是用斧头把窗户劈开，逃离了这个封建家庭，来到长沙，经何叔衡介绍，结识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二人一见如故，一块投身革命运动当中。
以夏明翰的家世背景想要与郑家钧这样的贫家女结合，还是需要更大的勇气的，两个人在产生了爱恋后，但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倒是毛泽东在一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1924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来到夏明翰的住处，发现夏明翰正在屋里自己洗衣服，他一个富家少爷，从小到大很少干活，洗起衣服来不要太笨。
毛泽东就对他说：“明翰，该找个伴侣啦！郑家钧对你不是很好吗？”
夏明翰难掩内心的激动，当时回答说：“家钧好！家钧好！”
毛泽东趁机说道：“你们俩有共同的理想和情操，情投意合，道同志合，早点成家吧！”
毛泽东这样一说，直接等于给夏明翰和郑家钧做了介绍人，两个年轻人，没有父母之命，没有媒妁之言，只有毛泽东的一句话，夏明翰和郑家钧就在1926年秋，长沙清水塘一间简陋的民房里举行了婚礼。
青年毛泽东
洞房里，只有简单的陈设，一张床，一张方桌和几条长凳，但是坐满这件屋子的人却都不是普通人，何叔衡、李维汉、谢觉哉、郭亮、龚饮冰等同志都来参加贺喜了，他们有的送钢笔架，有的送小壶，有的送金鱼缸……
大家还送上了嵌入他俩名字的对联：世上惟有家钧好，天下只有明翰强。
他们的婚姻没有传统婚姻那样的繁文缛节，大家在民房内，吃吃喝喝，然后一会唱起了长沙民歌，一会哼起衡阳小调，让这场婚姻特别温暖。
婚后两人搬到长沙望麓园一号，与毛泽东、杨开慧同住一个院子，婚后的那段日子，是郑家钧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每当夏明翰跟别人提起郑家钧时总是说：“家钧好，家钧好！”
郑家钧跟别人说夏明翰的时候，也是说：“明翰顶强的！”
相对于大多数革命青年的伴侣来说，很多女同志都是有文化的，只有郑家钧属于那种没多少文化的人，但是对于革命，对于未来，却永远充满希望，每次夏明翰跟她讲外面的革命形势，郑家钧都能够很好的倾听，并且给夏明翰打气。
郑家钧虽然没读多少书，但是却聪明好学，乐于接受新的事物，在和杨开慧相处期间，就学了很多的东西，杨开慧将编好的歌谣教给郑家钧。
有一天郑家钧在家唱刚学会的歌谣：“金花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
因为唱着投入，没有听到夏明翰回家开门的声音，夏明翰问她是跟谁学的，郑家钧就说是跟杨开慧学的。
夏明翰说：“你唱得好，嗓子好，记忆力也强，一字未错，以后我们挤时间，好好帮你学文化。”
此后夏明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尽量的抽出时间帮助郑家钧学习文化，从最基本的识字开始，到后来还能跟着夏明翰学习作诗填词，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都有了一定的提高。
在革命的年代中，有这样舒心的生活总是奢望的，夏明翰终究不属于郑家钧一个人的。
1927年4月中旬的一天，当天长沙还下着毛毛细雨，夏明翰却迟迟未能回家，郑家钧担心丈夫出了事情，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
很晚的时候，夏明翰浑身都湿透了才回到家，只见他双眉紧蹙，满脸悲愤，一句话也不说，这个反常的态度让郑家钧感觉出了问题，因此试探性的问道：“明翰，出了什么事啦？”
夏明翰沉浸了一会开口悲愤地说道：“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城腥风血雨呢！”
当时郑家钧已经怀孕很久，很快就要分娩了，但是夏明翰还是告诉郑家钧，为了“斩蒋贼头”，他要投笔从戎，去参加第二次北伐革命。
郑家钧知道拦不住丈夫，因此也没有阻拦，夏明翰临走的时候跟妻子说：“你好好保重自己，我会经常写信来的”。
夏明翰很快来到邓演达主持的北伐军政治部工作，并随军开到了河南前线，一个多月后，党组织将夏明翰调回湖南工作，担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这时中共已经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郑家钧陪伴丈夫坐机关，会朋友，传送紧急文件和书信，有时还要扮作名门之女、高贵太太，与敌人进行周旋。
正在党组织遭受空前打压时，郑家钧生下了女儿，夏明翰很高兴，亲自给孩子起名叫赤云，意思是希望她能够继承他的革命事业，在带着孩子的情况下，郑家钧依然坚持为革命做工作。
很快，夏明翰的身份暴露，国民党四处张贴通缉布告，通缉夏明翰，在这段时间里，夏明翰相继失去了四位亲人，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夏明翰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化作了满腔仇恨，他在一份报纸上写道：“越杀越胆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
然而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做好党的工作，夏明翰不得不经常变动住宿地点，郑家钧也得带着刚出生的孩子，东躲西藏，但是她却一点怨言都没有。
她不怕吃苦，从贫困家庭走出来的郑家钧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但是她害怕危险，不是害怕自己有危险，而是害怕丈夫有危险。
有一天，她实在顶不住压力，用恳求的声音对丈夫说：“明翰，你还是躲一躲吧，你……看看自己，只剩下几根骨头了！”
夏明翰笑道：“成天躲着，革命能成功吗？我早已把这几根骨头交给党了。”
每次丈夫出门为革命东奔西走时，郑家钧的心跳都会加速，每次丈夫平安回家，她都十分兴奋。
有一次夏明翰要去苏联领事馆，郑家钧知道这在当时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在夏明翰要走的时候，从眼神中看出了妻子的担忧，于是他拿出手帕，擦掉了郑家钧脸上的泪痕。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加大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搜捕，很多地区党组织都遭到破坏，1928年初，党中央调夏明翰去汉口，参加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
武汉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一直都处于白色恐怖统治当中，到了汉口的话，工作的危险系数还会增加，随时都会有被捕的可能。
但是夏明翰并没有退却，无论多么危险，只要党组织下达了命令，他都会一往直前，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郑家钧母女。
在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夏明翰回家后，为了安慰神经紧张的郑家钧，还给她带回一件礼物。
当夏明翰从裤兜里拿出一颗红色的珠子时，在当时的氛围下，丈夫的这点浪漫让郑家钧高兴坏了，一把搂住了夏明翰。
在高兴之余，又问道：“好好地，为啥要送我一颗红珠？”
夏明翰说自己要去执行很重要的任务，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回来了，这颗珠子给她，就是让郑家钧在想他的时候，就拿出这颗珠子看看，还在包红珠的纸上端端正正地写了一首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不求白头偕老时，唯图两心长相印。”
郑家钧情不自禁地把红珠握在手中，满怀深情地望着丈夫……
第二天，在夏明翰临行之前，郑家钧把自己绣花赚的钱全部塞进丈夫的衣兜里，叮嘱他，在外面搞革命兜里不能没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夏明翰没有拒绝，又一把把妻子搂在怀里，深情地吻了妻子后，坚定地上路了。
夏明翰扮成小商人，经过许多艰难曲折，终于来到了武汉，找到了已转入地下的省委机关，先是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郭亮会和，郭亮告诉夏明翰，按照党中央决定，湖北是要组织年关暴动的，由于此事已经暴露，导致暴动计划未能实现，但是目前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开展，比如重新建立党的地下机关、巩固党的组织、帮助同志转移、发展地下武装等等。
夏明翰二话没说，立刻投身到工作当中，当时中共中央派了李维汉到武汉指导和推动湖北的工作，被组织安顿在法租界的一座旅馆里。
夏明翰到达武汉第二天晚上，就和郭亮等同志来到李维汉的住处，郭亮和夏明翰听了李维汉传达的中央指示，取消年关暴动。
随后，夏明翰不顾个人安危，奔走在各个秘密机关，将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传达下去。
然而，危险很快降临，元宵节过后，夏明翰从原来的暂住地湖南商号转移到汉口东方旅社，这里是中共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夏明翰转移过来之前，汉口总工会书记黄五一曾把夏明翰要来工会检查工作的情况通知了交通员宋若林，并要宋若林每隔三天去东方旅社看一次，看到旅客牌上如果有“夏明”的话，就与他联系。
在夏明翰还未与黄五一取得联系时，黄五一就被捕牺牲了，黄五一的牺牲对交通员宋若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让其动摇了对革命的信心。
当他在东方旅社找到夏明翰之后，说明了黄五一的情况，贪生怕死的他想要从夏明翰那里拿点钱回家，不想再干革命了。
夏明翰很干脆，拿了20块光洋给了宋若林，并且让他回家的时候注意安全。
然而宋若林拿了钱，还没来得及买船票离开武汉，就被国民党当局抓捕了，敌人没等“大刑伺候”，宋若林就交代了一切能交代的东西。
他首先出卖的就是之前帮助他的夏明翰，然而这些夏明翰却全然不知，他还像以往一样，首先关心的是同志们的安全，当时徐特立、谢觉哉等同志也都在武汉从事地下斗争。
1928年3月18日，郭亮和夏明翰商议后，准备分别找他们研究党的宣传工作和经费筹备问题，谢觉哉得知夏明翰与宋若林接触过了，就跟夏明翰说，黄五一被捕，宋若林已经不可靠了，得知夏明翰住在东方旅社后，让他尽快转移。
夏明翰意识到处境危险后，想到自己在东方旅社还有机密文件，于是当天便回到东方旅社，打算销毁机密文件，然后转移。
正当夏明翰在在紧锣密鼓地忙着时，宋若林溜进了进来，他的出现，让夏明翰顿时感觉情况不妙。
此时他装作不知道宋若林已经叛变的样子，为销毁手中的机密文件争取时间。
谢觉哉
宋若林假意询问夏明翰：“省委机关差不多都被破坏了，你还到哪里去开展工作？”
夏明翰严肃地说：“哪里有劳苦群众，我就在哪里开展工作。”
宋若林见夏明翰不入圈套，再套话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就露出了叛徒的嘴脸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受国民党卫戍司令部的委托，特来劝你，你我都是年轻人，何苦吊死在一棵树上？只要我们随机应变，还怕没有个人前途！”
听到宋若林的这番话，夏明翰嗤之以鼻，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是那样的恶心，之前是贪生怕死，现在则是不知廉耻，于是说道：“好一个随机应变！你这个可耻的叛徒，你有什么脸皮来见我？你有什么资格同我说话？”
夏明翰的一番话，说得宋若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里面去，恼羞成怒的宋若林已经不要脸面了，引领敌人将夏明翰逮捕。
夏明翰被捕时，机密文件早就已经销毁，敌人企图在这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身上搜出重要的机密文件，或者捞点好处，他们也知道夏明翰是富家子弟，也许身上会有不少钱。
然而搜遍整个屋子，他们也只搜到了一个手电筒、一块怀表和一副近视眼镜，敌人也只好把他带了回去。
被捕后，敌人迫切地想从夏明翰口中得到党组织的消息，夏明翰当天与谢觉哉等人见面时，特意询问了他们所在的住处，以便自己的转移，而在之前，夏明翰又是负责通知各个秘密机关消息的，所以，只要夏明翰开口，整个湖北的党组织机关一定会全部落网。
负责审讯的人问他：“你姓什么？”
夏明翰回答说：“姓冬。”
审判官说：“你明明姓夏，为什么说姓冬？简直是胡说！”
夏明翰说：“我是按你们的逻辑讲话的，你们的逻辑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你们把杀人说成慈悲，把卖国说成爱国，我也用你们的逻辑，把姓‘夏’说成姓‘冬’。”
审判官又问夏明翰：“你多大年岁？”
夏明翰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万万岁！”
审判官又问：“你的家在哪里？”
夏明翰回答说：“革命者四海为家，我的家在全世界！”
审判官见说不过夏明翰，就开始采用下三滥手段，威胁说：“夏先生，凡事都要三思而行，先生年纪轻轻，上有老母，中有爱妻，下有娇儿，就这么随随便便抛妻弃子，未免太可惜了吧！”
听了敌人的威胁，夏明翰放声大笑：“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已不是三思而行，而是百思已定。”
他怒视着敌人，继续说道：“我们共产党人热爱国家民族，热爱劳苦工农，当然也热爱自己的亲人，爱妻子儿女，这一点，与你们这班衣冠禽兽完全不同。但是，为了劳苦工农的解放，为了我们的后代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共产党人的这种高贵品德是你们无法理解的。”
敌人见夏明翰的嘴太硬，说太多已经没有意义，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们认为夏明翰这样软弱的身子，只要施加酷刑，不怕他扛不住，然而当敌人的酷刑都用了一遍之后，夏明翰已经被折磨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夏明翰却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让敌人百般无奈。
等到夏明翰在牢房中苏醒过来，知道自己的生命无法活着出去了，便忍着伤痛，捡起敌人给他写“自白书”的纸以及半截铅笔，分别给母亲、大姐、妻子各写了一封家书。
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郑家钧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想到即将永别，他有太多的话要说，然而纸短情长，他将只能哭诉衷肠，在家书中写道：
亲爱的夫人钧：同志们曾说过，世上唯有家钧好，今日里我才觉得你是巾帼贤妻。我一生无怨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泣泣泪涟涟。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作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写着写着，夏明翰的热泪止不住地淌在纸上，为了表达自己对家钧的爱恋和思念，他在最后用带着鲜血的嘴唇，留下一个深深的吻印……
同牢房里的难友们，无一不被夏明翰的精神所撼动，对国家鞠躬尽瘁，对组织忠心耿耿，对家人真情流露。
大家于是把夏明翰的三封家书偷偷藏好，最后通过秘密途径辗转送出牢房，到党组织的手中。
敌人见夏明翰威武不能屈，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反动派湖北当局电告国民党中央，得到的批复是：“就地枪决。”
1928年3月20日清晨，国民党刽子手冲进牢房，叫着夏明翰的名字，然后被押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在刑场上，敌人问他有无遗言，他则大声说道：“有，给我拿纸笔来！”
敌人拿来纸和笔后，他挥笔写下了那首千古不朽的《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在敌人端起枪的时候，夏明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刽子手慌乱之下开枪，夏明翰倒在了血泊里。
得知丈夫为革命牺牲，郑家钧悲痛欲绝，当即写下一首《祭夫诗》：“赤胆红心交给党，毕生精力献人民。昂首刑场洒热血，忠魂犹绕汉阳城。吊祭来迟悲更深，鹦鹉洲前日色红。不存白骨精神在，革命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牺牲后，郑家钧离开长沙，来到上海，在府台家中做佣工，给人刺湘绣以维持生计，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依然从事着地下交通的工作，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会把一些文件交给她来爆文，或者让她交给指定的人。
利用这个身份，郑家钧为党内重要文件的收藏和传递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解放后，郑家钧一直住在长沙，在街道工作，因为年龄大了，再不能做刺绣了，就做一些糊纸盒的事情维持生计，尽管生活得不容易，她还是攒足了钱，从长沙千里迢迢到武汉鹦鹉洲的丈夫墓地上去看望自己的丈夫，献上一束鲜花，深深地三鞠躬，默默地坐一会。
郑家钧平时十分低调，从来不会麻烦组织，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特殊身份，街坊邻居都认为这是一个身世可怜的老太太。
直到李维汉、谢觉哉等人前来看望郑家钧，管她叫“老嫂子”，才知道她是夏明翰的发妻，是夏明翰家书中“世上唯有家钧好”的郑家钧。
一直到1975年去世，郑家钧无论生活过得如何，她都从未去北京找领导要求过什么，自从丈夫去世后，她誓不改嫁，寡居了47年。
她唯一欣慰的事情，就是把她和夏明翰的女儿抚养长大，并且还读了大学。
在女儿夏芸（后改名为夏芸）读书期间，《中学生杂志》登载了谢觉哉回忆夏明翰的文章，后来被编入中学生课本，夏明翰成为全国知名人物。
夏芸却从来没有想到用父亲的名号去为自己谋私利，她在毕业后，因为专业关系，一直都在江西的深山里工作，一年四季吃住在溶洞里。
对于自己的待遇问题，她从来不会去提要求，更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情去麻烦组织，就踏踏实实做一个普通人。
她经常教育自己的子女要低调行事，不要因“烈士后代”感到与众不同，要凭自己的劳动去工作生活股票配资哪个安全，这大概就是夏明翰口中的“后来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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