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溪龙乡，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白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白茶之乡”一直都是这个浙江安吉下辖的乡村最大，同时也是唯一的标签。
茶树和茶叶，为溪龙乡人带来了富足安逸的生活。然而，却留不住年轻人。和长三角很多地方的富裕乡村一样，老龄化、空心化是溪龙乡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作为乡政府的所在地，溪龙乡溪龙村常住人口在2800人左右，其中半数以上是老年人。
缺少年轻人，意味着缺少生机与活力。用一位乡干部的话说，过去的溪龙乡是一个“连外卖都叫不到的地方”。直到2021年末，这里终于迎来了一群年轻人。他们的目的地，是当地一家废弃多年的竹木加工厂。在此之前，改造后的旧厂房已经挂上了新招牌：DNA。
DNA的中文名称是“安吉数字游民公社”，DNA则是Digital Nomad Anji的缩写。Digital Nomad，直译为“数字游民”。随着近年来互联网远程办公的迅速普及，这一概念在全球范围广泛兴起，通常指代那些只要有电脑和网络就能够随时随地开展工作、获得收入的人。从程序员到平面设计师，从产品经理到自由译者，数字游民从事的行业不一而足，共同点则是无须固定办公场所，因此可以选择一边旅居、一边工作的生活方式。
DNA的主理人梭梭最近正忙着筹备公社成立1000天的纪念活动。她告诉记者，DNA自开张以来，始终处在“客满”状态，目前有160余位数字游民在此工作生活。而在过去的1000天里，总计有5000余人先后在此落脚。与此同时，DNA又在同处安吉的天荒坪镇完成了一次“复制粘贴”。梭梭的合作伙伴许崧负责打理的“DN余村”在去年正式开张，目前同样“客满”，在住数字游民150余人。
在乡村打造数字游民社区，目的何在？意义何在？价值何在？作为国内最早的数字游民社区，在两位主理人看来，过去这1000天所发生的一切，无非旨在尝试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吸引年轻人到乡村来。
DNA外景。 于量摄
点燃篝火
“60后”许崧是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后来又去了上海工作。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对于乡村，许崧说自己一度全无概念。多年后，乡村却成了他工作的主题。
20世纪90年代，国内广告行业方兴未艾。作为最早的一批广告人，许崧自称“吃到了时代的红利”。这份“红利”虽然不足以实现所谓“财务自由”，但已然是许崧“任性”的资本。2004年，他辞去工作，和妻子开始环球旅行，成为一名旅行作家。
女儿的诞生，让许崧决定还是要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2009年，一家三口来到了云南大理，并就此扎根至今。
当年的大理名气有限，却已是不少文艺青年向往的“诗与远方”，吸引了一批以作家、影视编剧、图书编辑为代表的文化行业工作者长居于此。许崧说，在大理，自己过着一种“幸福感很高的生活”，也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无论是茶余饭后的闲聊还是酒桌上的胡扯，许崧和友人之间的一大话题，就是大理究竟有何魔力，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外来者旅居。更进一步，如何在别处复制大理的这种生态？
在许崧琢磨如何“复制大理”时，溪龙乡则正在寻求激发乡村活力、实现乡村振兴的方法。2018年，溪龙乡引入一家上海房地产开发企业，合作打造农文旅项目“安吉溪龙白茶原”。这一项目计划总投资达60亿元，覆盖溪龙乡全域，将打造以白茶为核心的文化、教育、医疗、旅游等多领域全产业链布局。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青年社区，吸引年轻人入住。
在广告行业多年积攒下的人脉，让远在大理的许崧机缘巧合下参与到了这一项目中。2021年初，他和友人受邀，以主理人的身份主导社区的全面规划。彼时，数字游民的概念正时髦。而多年来那个关于“如何复制大理”的问题，许崧也琢磨出了自己的初步答案。于是，DNA的构想逐渐成熟，并最终成为项目提案。
“前两年，有过一则‘朋友圈金句’：人生不是一条轨道，而是一片旷野。虽然如今不少年轻人希望进入体制以寻求稳定，但是也有一大批年轻人选择只身去旷野中闯荡。数字游民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许崧说。
信息技术的大变革，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也在悄然对传统的劳动雇佣关系形成挑战。不再被“996”与写字楼格子间组成的“轨道”束缚，而是投身于更广阔、更自由的“旷野”。在这一大背景下诞生的数字游民群体，不失为当代年轻人一种实现自我发展的新选择。许崧说，他想要做的，就是在这片“旷野”上点起一堆又一堆篝火。
许崧这样解释他所谓的“篝火”：“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无论能力多强，孤身一人走在旷野上，心里难免发慌。如果这时看到一处篝火，篝火旁围坐着其他行走在旷野上的人，自然能放下心来，稍事休息后继续前行。”按照许崧的构想，被“篝火”吸引的旷野旅人将会自然形成一个临时聚落。聚落中，有人选择就此留下，有人选择结伴同行，也有人选择独自上路。
许崧和友人的提案很快就付诸实践。2021年12月，DNA发布信息，招募首批数字游民入驻。自此，这处篝火在溪龙乡正式点燃。
DNA主理人团队。 受访者供图
自然生长
DNA单人间的租金为每周980元，若按月缴纳则为2980元。最便宜的6人间，单个床位每周的租金则仅为180元，每月440元。饶是如此低价，DNA也已经实现了收支平衡。DNA目前的主理人梭梭告诉记者，DNA自招募首批入住者至今，在这1000天里始终保持“客满”，排队入住已是常态。
看来，行走在“旷野”上的数字游民的确需要这样一处“篝火”。将他们吸引到DNA的原因，除了低廉的生活成本，还有这里的氛围。
“我们做的不是一家‘数字游民主题民宿’，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既然是社区，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社区氛围。而这种氛围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并不能人造。”梭梭说。
梭梭是浙江丽水人。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她当过背包客，也开过民宿、办过青年旅社。和许崧一样，她也是个“新大理人”。从某种意义上讲，DNA在梭梭和许崧的主导下，就是试图在浙江安吉“复刻”出云南大理的那种“氛围”。
难就难在氛围上。DNA的前期硬件建设或许是最简单的环节：宿舍和公共办公区域是现成的厂房改建的，在结构上几乎没有大改动，后续增设的公寓则由集装箱改造而来。但是，氛围是“造”不出来的。
“所谓社区氛围，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氛围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不是人为打造出来的。”许崧说，这就是他在大理“悟”出的答案，“当年大家选择去大理，是因为那里安静又便宜。安静又便宜的地方有很多，为什么偏偏是大理？一开始，当然是出于偶然。但是当生活在那里的外来者越来越多、身份越来越多样时，一种独特的生活场景就逐渐形成了。”
为什么是安吉？为什么是溪龙乡？为什么是DNA？当“偶然因素”不存在时，固然需要有人率先点起“篝火”。之后，则依然要靠“自然生长”。
在DNA，除了数字游民这一重共同身份，工作、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的学历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脾气性格不同。按照许崧的逻辑，当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千行百业的数字游民走到一起，日复一日在同一片屋檐下生活、工作时，无须任何外力干涉引导，便会形成一种远超同事或同学的密切人际关系，进而演变为一个微缩的熟人社会。基于这种密切的人际关系以及“微缩社会”中成员的多样性，使得更多交流碰撞乃至形成合作成为可能。
事实上，在过去的1000天里，梭梭和许崧也确实见证了一系列社区成员之间创造出的合作成果。一些临时组成的项目组甚至进一步成长为创业企业，并最终在安吉当地落户。
自治，是DNA的一大关键词。按照惯常的衡量标准，除了住宿和办公场地，DNA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务。社区内，除了保安与保洁是外聘的专职人员，其他各项日常管理维护工作均由在住的数字游民兼任。事关社区发展的大小决策，也都是集体商议的结果：有人希望在社区里搞个健身房，于是大家在食堂里辟出一个角落，摆放上各自带来的健身器械；整个溪龙乡都没有酒吧，于是有人搬来了几个酒柜，并定期采购各式酒水，社区成员随取随饮、自助扫码结算……
DNA的一处公共办公空间。 于量摄
解决方案
许崧将自己和同伴在做的事情称为“乡村青年人才持续输入解决方案”：“数字游民只是个引子。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乡村。”
1000天里带来了5000多个年轻人。对于溪龙乡，这或许就是DNA存在的最大意义。虽然这5000个年轻人中绝大部分只是匆匆过客，但是也有人就此扎根，或是在此期间实际参与到了当地的乡村建设中。更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的到来，为乡村带来了活力以及未来的想象空间。
谈及这群数字游民时，安吉县委组织部人才处相关负责人坦率地表示，DNA由开发商与许崧团队主导，项目落地之初，安吉县和溪龙乡在政府层面并没有太多关注。个中逻辑说来倒也简单，同时又再现实不过：年轻人从各地过来，社保不在当地缴纳，创业成果也未必在当地转化。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无非就是图个热闹。
思路的转变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梭梭眼中“务实又开放”的浙江公务员，很快开始意识到DNA的价值：“他们未必理解什么是数字游民，什么又是数字游民公社。但是对于我们提出的想法，他们从来不会轻易否定，更不会过多干涉。”
DNA的后续扩建，溪龙乡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同时，也给予团队最大限度的信任，从不插手社区管理。DNA出名以后，前来参观考察甚至只是单纯前来猎奇的人络绎不绝。不堪其扰的梭梭为此发了几次脾气。最后乡里拍板：参观考察，能挡则挡，能拒则拒；事先不打招呼，一律不予接待。记者第一次到DNA采访时，想找几个数字游民聊一聊，也被负责接待的溪龙乡干部拒绝，严肃地表示不要打扰社区成员的日常生活。
“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在于人，更准确地说，是年轻人。过去这些年，各地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造上无不投入巨大，但是因为缺少人，这些投入往往并不能得到高效利用，处在事实上的沉睡状态。只有把人引进来，才能重新激活这些沉睡中的投入，从而提升区块的整体价值。”安吉县委组织部人才处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DN余村项目并不涉及任何有关社保缴纳、税收落地等考核指标。用这位负责人的话说，“人来了”就是最大的价值：“这个账不能简单算，要算大账，算长远账。”
与此同时，一系列微小变化也在以同样惊人的速度发生。许崧说，一年多以前在余村现场“监工”时，想买杯咖啡都得开半个小时的车。而现在，DN余村周边就已经陆续开出了三四家咖啡馆。
DNA内部。 于量摄
记者手记
乡村需要点燃更多篝火
乡村振兴是个大话题。实现乡村振兴，各地思路不同、路径不同、方式不同，堪称“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但是，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多年来的持续推进，破解乡村老龄化、空心化，已经成为乡村振兴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
乡村需要年轻人。安吉的数字游民公社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题思路：重要的是“来过”，而并非“留下”。当“来过”乡村的年轻人足够多，那么这些年轻人“留下”些什么的可能性自然也会等比例扩大——可能是人留下，可能是企业留下，哪怕仅仅是留下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对于老迈的乡村，仍是不可多得的活力源泉。
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数字游民的数量达到3500万。预计到2035年，这一群体的人数将超过10亿。如今，长三角已有多地效仿安吉，打造数字游民公社。其建设形式和建设主体各有不同，但题中之义皆是借此招引更多青年人才。
许崧和梭梭有关“自然生长”的理论未必普适山东期货配资，我们也无法断定行走在“旷野”会否成为未来年轻人的主流，但是有更多“篝火”在长三角的乡村点燃，应该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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